秦汉时期官吏不分家，到了南北朝，由于九品中正制的盛行，官与吏便彻底分割，小吏群体往往被本地人所把持，前宋时期也是如此。

前宋文风昌盛，科举制度下，千军万马过独木桥，抢得却仅仅是每年“官”的缺口份额，所以内卷极其严重。

王伦则是在前宋九品官级、各分正从的基础上，将品级向下延伸，将小吏也纳入到了品级升降的序列当中，再配合相对不那么严格的吏员考试，便强行打通了官与吏之间的通道。

前宋由于“三冗”现象严重，开国初年到宋真宗时期，官员人数不过万人左右，到了赵佶时代，就激增到了近五万人。

本朝则通过十余年的梳理，将九品及以上的官员人数缩减到了一万六千左右，吏员群体则从赵佶时代的二十万人减少到了十五万人。

看似官吏人数减少了，但冗官被解决，能够通过吏员考试的官吏，都属于有实权的差遣官、职事官，简而言之，就是绝大多数的官吏都是有正经事务要处理的，而不再是虚封官大肆流行。

由吏而升为官的人数，自开国以来已经有三千余人，尽管都集中在下品，但朝廷已经证明了这一上升的通道是存在而且切实可行的。

故而本朝的小吏群体便包罗万象，许多在前宋时期基本没有机会做官的人才，也有机会进入官府机构，比如堪舆、算命的野道、懂算账的管账先生等。

就如同虞允文在漠北遇到的那个黄姓道士出身的司金校尉一样，工部派到石见银山的官吏中，也有不少是民间勘探矿山的工匠，属于有真才实学的地质勘探人才。

正是靠着这些人在野外的奔波，工部自开国以来，在天下各处已经发现了各种矿场超过四百余处，其中有五十余处具备了挖掘开采的基础和能力。

若说天下出发远离中原最远的人群，除了汉人商队、船队之外，就属汉军以及这些司金校尉们，他们就跟着汉军的脚步，不断寻找着能够规模化开采的矿藏。